贫民窟已成为巴西“社会病毒”滋长的最大温床。
　　

  英美有自己的“贫民区恐惧”
　　

    与印度和巴西不同，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本看不到贫民窟了。相对贫穷的人们可以得到社会保障，生活在政府规划管理的社区中，部分社区的条件甚至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居住水平。然而，与这些贫民区并存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却在欧美爆发得异常激烈。
　　

     穿过著名的伦敦金融城东部边界，巍峨气派的多层建筑慢慢转变成一排排排列紧密、颜色黯淡的低矮平房。这里就是伦敦东区的贫民区。本报记者曾采访过一家居住在这里的香港移民家庭，全家三代六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统建房”中，类似家庭在同一座建筑物内还有几十户。在历史上，伦敦东部有泰晤士河的重要码头，它给从农村拥入城市的人带来很多工作机会。另外，东部是下风区，每天受着来自市中心污浊空气的污染，房租相对便宜。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愿意住在这里。从19世纪末期开始，伦敦东区经历了数次重建。现在，那里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却背上了另一个负担--“恐怖主义”。伦敦东区是英国少数族裔的聚居区，居住着很多穆斯林。他们似乎始终未能真正地融入英国社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严格的行为准则。穆斯林社区之间联系紧密，甚至内部通婚，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英国警方破获炸机阴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穆斯林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穆斯林，而非英国人。正如一位英国穆斯林政客所说：“在英国的穆斯林社区中弥漫着这样一种观念，人们坚信反恐之战真正要‘反’的是穆斯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当生活在贫民区的人有了这种想法后，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立感。它迫使很多人寻找释放压力和发泄怒火的渠道。
　　

     近年来，美国面临的贫民区问题也十分严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种族歧视在许多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城市的进一步分裂也从那时开始加剧，数百万白人居民开始搬离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虽然这当中有很多原因，但贫富差别和种族矛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几乎所有美国大城市都开始患上了这样的通病--因白人和有钱人的搬出而造成贫穷人口多居住在城中，形成了难以改变的贫民区。美国休斯敦市的莱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文·克莱恩曾这样分析过这种现象，“六七十年代城市的一个忧患是所谓的‘炸面圈’效应。城市中心出现了空洞化，那里的中产阶级都离开了城市、搬到周围的小镇和郊区去住。结果，城市得不到他们的税收。留在城里的是那些贫穷和没有工作的人。因为连工作机会也都转移到郊区去了。城市和郊区出现巨大差距。”大部分拉美裔美国人都生活在特定聚居区和大城市的贫民社区中。很多面临生存压力的移民选择靠生孩子来维持生计。因为美国的福利制度鼓励生育，母亲生孩子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奶粉费”，如果按照低标准养孩子，这笔钱绰绰有余。而且拉美和非洲等少数族裔也有重视血缘、崇尚生育的传统，这导致美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迅速膨胀。在靠近美墨边境的一些南部村镇，居民几乎全是拉美移民，小镇的通用语约定俗成地从英语变成了西班牙语，步入这样的小镇，仿佛置身于南美小城。因此有人说，边远地区和城市贫民区对美国来讲不仅意味着贫富差距，更是一个可怕的“选票孵化器”。　　

贫民窟问题越来越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贫民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不一样的概念。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广、能力强，只要是合法移民，基本生活、医疗和教育都能得到保障。但移居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和当地人在发展方面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区成为贫民区。潘家华认为，巴黎大骚乱、伦敦地铁爆炸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逐渐让发达国家看清了贫民区这一社会不安定因素。贫民区表面上看是经济的贫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面对的绝不只是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融入主流时受到的歧视、宗教和文化的冲突，逐渐造成了心态的失衡，这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在相对封闭的贫民区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导致“爆炸”。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江时学指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造成的，与城市化速度过快有很大关系。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有二：第一，推力--农村人口无法在农村生活，由于土地少或土地被少数人集中占有，大量农民只能从老家拥向城市；第二，拉力--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相对比农村好，两股力量的汇合使过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无法被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拉美国家有一个词叫“蹲地者”，即形容两手空空的贫民游荡在城市中，随便往无人的地方一蹲，围上几块铁皮，这个地方就属于他，就是“蹲地者”的家了。江时学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贫民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协调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要使城市化发展速度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特别要把握好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