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新办举行2008中国南京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新闻发布会。会上，针对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关于深圳应兴建贫民区的观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从来没有想过用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

　　秦晖教授的论点一经提出，几乎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反对的观点普遍认为，建立贫富分区制度非但无助于改善当下的住房问题，更不符合我国的和谐社会追求，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这一提议是种族分离制度的变种，我国更需要穷人福利而不是贫民区。显然，公众对于专家建议的敏感和焦虑，不仅是过高估量了专家对政策的影响力，更是由于对政策的理性和智慧估计不足。这也充分说明，我们的言论体系和公民理性，还远未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公民社会中，任何人都有权表达一己之见，教授与贩夫的言论权是平等的。那么人们为什么对专家的言论格外敏感呢？这是由于近年来某些专家的建言常脱离中国实际，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注重社会考察，对中国国情缺乏基本了解，其理论大多建构于精英视角而缺乏实战基础(当然，我这里不是指秦晖教授)。公众深恐不妥的专家建议会被政策采纳，而及时将其消解于舆论声浪之中。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的表态表明，专家对政策的影响力并非大无边。专家建议和民意只有在经过充分对弈，形成对大多数人有利的结果之后，才可能进入政策选择的渠道，这样的建议采纳才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我们应该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以及政策的相对稳固性有充分信心，不必听风就是雨，也不必太过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