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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建议深圳建贫民区,激烈的反对者批评,这是把中国人分三六九等,肆意分裂阶层。 教授用词非常客气,照顾了官场面子——政治是非常讲面子的,比如称资本家为民营企业家,把失业叫下岗。贫民窟是个外来词,中国过去没有这个词,也不承认有这种地方。远望一下城市周围的山上,那密密匝匝的,脸红的说是棚户区,厚脸的说是违章建筑。贫民窟,多恶心的词。 城市化不可阻挡,移民的进入同样不可阻挡。民工住在哪里?政府说,住在集体宿舍。其实是工棚。甚至连工棚都不是。问题是,城市是谁的城市?宪法说,城市是全民的。当然也应该是农民的。农民当有扎根城市的自由,政府当有义务给他房子。当你还没有条件给他房子,至少不能拒绝承认他有这个自由。一些人心怀浪漫喜欢看候鸟的迁徙,以为那是农民心甘情愿的选择,大概是丢失了良知。 三六九等正如贫民窟一样,不是你不承认它就不存在,我们要做的,正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可能,一步一步消除这个不平等。没有贫民窟当然不坏。那你就给他房子。我要的不多,夫妻可以同居,父子可以团聚,这该是城市民生的低保。当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先富起来的民工还没有做好后富起来的准备,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总该有个口惠——预备给进城的人们以无上的祝福,总是可以吧。革命者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理想成功的白玉台上当反哺支持者,去饯他为人民谋幸福的誓言,实现今日中国农村融入城市的烂漫。当耕者有其田的高呼在征迁里渐行渐远,居住者有其屋总不能算是对民生政府过分的要求。以维持社会和谐的名义,对这部分民生说我不在乎你,实质上是民生时代的驱赶,与户籍时代的驱逐并无本质区别。 贫民区,福利国家做得,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应该做得更好。扒房子倒地皮的事情做了那么多,赚了很多钱了,分一点给平民,又如何。每天晚上加班之前,周星弛可以在蟑螂集会游行的破屋里和他的儿子说说话,总比两地分居要好,毕竟还有家庭生活。这种原始朴素的自由,比起学者们远不可及的自尊至少要实惠。 柏拉图说,任何城市都是两座城市,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城市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任何时候,穷人都会多于富人。穷人的事情哪能不管。以维护尊严这样道貌岸然的理由,不愿给贫民一个扎根城市的机会和可能,问问民工,这样的尊严,他们要吗。城市如果仅仅是富人的城市,不是穷人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不要也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