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南方都市报》4月14日)

　　秦晖先生是在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这一建议的。客观地说，秦晖先生一语道破了当下城市治理的病态所在——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

　　就笔者的理解，“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的建议意在消除对贫民的社会性排斥，这在对弱者进行排斥几成社会流行病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但是，贫民区的设立会不会成为新的歧视和排斥弱者的象征？

　　笔者的担心在于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中国的“剪刀差”等都导致了贫穷，甚至是成了弱者的制造者。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当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困。学者奥科克曾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 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政策可能再造贫困。

　　进一步观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在一定意义上，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以美国中心城市的贫困急遽增加现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城市发展的错位，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没有工作，或者不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因此在心理、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穷人因此产生了贫民窟独有的生活态度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病态文化。换句话说，是社会隔绝了穷人，抛弃了穷人。

　　那么，深圳设立贫民区会不会重蹈覆辙呢？这是大可存疑的问题。在探讨黑人聚居区形成的原因时，美国学者尖锐地指出，黑人聚居区的形成不是简单的黑人城市人口增加造成的，而是能够接纳黑人的居住区越来越少的缘故。我们能无视历史的启迪吗？

　　最起码，笔者以为，设立贫民区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解决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法宝，相反，有可能成为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标签。

　　无须否认，城市贫困区位化是社会利益分化的表现。由于先赋性条件如家庭出身、生理缺陷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以及自致性条件如受教育程度高低、社会关系网络等的不一致，社会生存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社会成员有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如果政府与社会没有提供平等而足够的社会支持，贫困的区位化就将成为必然。

　　笔者以为，政府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做到政策制定理念上的居民一律平等，应积极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以救济社会竞争的不利者包括原来城市居民与新入城的农村居民，对已形成的贫困区位化地区加强管理等，而不是主动设立贫民区，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城市贫困区位化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