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授13日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演讲中，秦晖提出深圳应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贫民区——贫民窟，秦晖的说法起了话头，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不过，很多人对秦教授“贫民窟”的说法感到扎眼，为什么我们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竟然开始向我们一贯抨击的制度屈服？有了贫民窟，还是社会主义吗？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分层次的。一个层次是认识层面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实际操作层面的。第一层，社会主义有了贫民窟，这样的“尝试”不好看、也不好说；第二层，要是不设贫民区，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城农民能够住在哪里？

    那些充满异国情调和山野情趣的高档小区？不可能；那些专门“藏污纳垢”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都拆迁了；政府开发的经济实用房？那是给城市中低收入者准备的……自己搭建一些能够容身的小棚子，先遮遮风雨，好象也抵挡不住英勇的城管部队。

    各种可能都排除的结果，大概就是所谓的走投无路。出卖完劳动力之后，回到那个已经凋敝了的农村中去。或者，永远在城市里边做一只辛勤的蜜蜂，不断的居住在城市不同角落建筑工地的工棚里边——似乎只有在那里，才是他们合法的栖居之所。

    秦晖先生其实完全可以把话题说得再透彻一点，“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总结，是对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共性的一个高度概括，是秦晖从历史中得来的沉痛教训。“自由”、“福利”这些字眼，不过是当代版本的语码而已。

    联想到总理近期对于农村、对于粮食问题的超常关注，我认为，现在的城乡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的状态，或进或退，难进难退，每一步都需要格外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国情的了解尊重。既然压力不能一旦释放，就需要不断减压，直到爆发的风险降低。

    执政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但概念提出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关键是实现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很合适的路径供我们选择。“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建设新农村”，不过是具体的药方，不是路径。

    即便是秦晖先生的“贫民区”设想，依然是一个“暂时居住”的药方，不是根本解决农民进城难题的路径，居住不等于安居，而暂时的居住往往正是不安定的根源。穷则思变，一个庞大的穷人的聚合，其所能凝聚的能量足够摧毁一切秩序。

    城市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洗脚进城的农民？这是一个大题目。更何况，进城还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问题，生活有多丰富，麻烦就有多复杂，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正相关关系。既然我们不愿意毁掉我们的秩序，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些妥协。

    大家都妥协一点，事情可能会少一些激烈的冲撞，而达到理性的并非是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把贫民区变通为分散的点状，散布到城市广袤的生活区中，不使其聚合，或许还有些在带动下提升生活的可能。毕竟，市民和农民的差距落下得太大了，一时半会很难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