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时指出，“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
　　　　　　
　　
　　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化。现代城市能更有效地创造财富，也能够吸引更多劳动者进入，加上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等原因，许多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谋生，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是，在目前城乡分治的情况下，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却无法扎根，许多农民在城市打工几年后仍然要回到农村，城市只是他们淘金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永久生活的地方。这无疑与城市化的潮流相背离，因此，如何顺应历史潮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里扎根，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但在现阶段，不可能所有进入城市的人都拥有住房，而能够享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也只限于城市居民。因此，如何让农民工们在城市里拥有一个低成本的立足之地，是政府部门必须考虑的。从这个角度上，笔者认为，秦晖教授所说的“在城市边缘地带兴建贫民区”，就是一个务实、理性的建议。
　　农民工有贫民区可住，留守儿童现象就可以逐步消除，让上亿人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不必长年骨肉分离；可以让贫困者安心工作，而不必身在城市，心忧乡村。从这个意义上说，贫民区是温馨的，而不是寒冷的；是人道的，而不是歧视性的；是政府的一个善政，而非城市的阴暗面。而且，这也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种次优选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一些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为何不能勇敢地面对，让它合理地存在呢？
　　如果一个农民工能够住在贫民区里，他至少不必为“今晚住在哪里”而发愁，也比几十个人在建筑工地上挤大通铺强得多，他们还可以获得在城市里扎根的机会，这样，他们就能慢慢融入城市。如此看来，贫民区为农民工们提供了一个向城市过渡的跳板。
　　在这个意义上说，贫民区不一定意味着贫困和高犯罪率，它本来就是城市扩张与发展的伴生物。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的趋势是要消灭贫民区，让每一个人都能体面而有保障地生活。但是，在当下，农民工们能够通过贫民区而融入城市，其实正是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恰恰意味着社会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