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现在依然有众多的农村进城人口在城中村、城郊结合地带租农房而居、搭棚子而居的也大有人在。为提高出租率很多的农家已经被房子占满，打工人员就居住在这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子里，很多说是房子实际和棚子也差不了多少。这样的居住条件能和贫民窟差多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些本来是短期打工的外来人口也渐渐地有了长期生活下去的考虑。

      城市建设越来越快速，大量聚集外来人口的城中村被改造，过去在城里、城郊结合地带租住的人们不得已纷纷外迁，现在集中外来人口的地区也基本上远郊化了。北京长期居住的外地人口大概有400多万，能够买得起房的能有多少人？不要说让所有的外来人口依靠商品房解决进城住房问题，就是买经济适用房、买保障房又有多少人能够承担得了呢？

      以前，南方某城市曾经提出过拒绝“低素质”人口进城的意见，以为这样就没有了贫民区存在的条件，但是城市生活已经多元化、立体化，城市也不全是“高素质者”的天堂，如果离了环卫工人、绿化工人、回收人员及各类服务人员，那大城市可能比地狱都不如。但是怎么解决这些低收入的底层劳动者的住房问题，城市的管理者不能熟视无睹。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是每一个人的心声。现在这样大量的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人道上讲都到了非提上日程不可的程度。这也正是秦晖教授建议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根源所在，但是平民住房问题不一定非得通过贫民窟的方式解决。虽然中国很多人还赖以生存在城中村里，但是这些村庄必定是分散的，人口成分也是多元化的。国外的贫民窟的弊端以及前些年北京大红门地区的弊端已经证明，单一化的人口结构不是文明城市发展的需要。

      无论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还是从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来讲，贫民区建设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从政治上讲，我们国家的福利应该比西方国家更有普惠性才对，让部分公民享受不到社会进步和改革成果不符合国家性质的根本要求。因此，彻底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需要政府有远大的目光和强硬的手段。

      解决住房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房价问题，从西方发达国家只有40%多的自有住房率的情况来看，住房成为社会福利也应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建设大批的廉租房、廉价房才是解决贫民住房的根本办法，不能在富人更富的今天，让穷人变的更穷，生活的更苦。建设廉租房、廉价房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能不能放开酝酿多年的合作建房这条路子，谁都知道这些方式能大幅度地减低房价，可为什么非得走开发、上市这么一个独木桥呢？

      另外为什么非要搞什么对社会、对历史有害无利的老城区拆迁和城中村改造？把个自然形成的平民居住地顷刻间搞的荡然无存，好像城市都是公寓了就像大都市了？非得让那些收入低、工作苦的农民工每天往返几十公里的路程在城市和郊区之间奔忙，甚至还要承受交通拥堵的痛苦。集中贫民区不好，边缘化贫民也不好，搞类似的净化城市也不好。

      实际上，为解决贫民住房问题，政府提供补助、援助也不是不可能的，一是政府的责任在此。二是现在的财政收入有这样的条件。三是在政府支出上砍几刀的余地也非常大。同时鼓励企业和那些年收入数千万的人们搞些善举也是有必要的，中国的事情不能只和国际接规而不结合国情。按照边际效率递增的原理，解决贫民住房也应当采取规模化、成品化、现代化的原则，哪怕房子小一点、楼房高一点、设备差一点，也不能集中搞什么自由搭建贫民窟那一套东西了。

      不管怎么说，秦教授的建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的课题。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作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是认为时机还没有到。秦教授说：“如果我们要复兴农村，首当其冲的不是把农民赶回去，而是禁止政府乱圈农民的地。如果我们要加速城市化，首当其冲的不是政府更大的权利可以去圈地，而是政府必须给老百姓以更多的迁徙和居住自由，当然也包括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