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4月15日，当地的媒体才姗姗来迟地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对疫情做出解释，但更遗憾的是，这样的解释却仍是充满错误和不实的——肠道病毒感染并错误地诊断为“重症肺炎”，明明是传染性疾病却被告之不具有传染性——“几个病例没有相互传染联系”，并表示“群众不用担心”。而在此后，当地幼儿园工作人员仍被告诫：“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

　　由此，情势不能不急转直下——疫情迅速蔓延，当地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并且“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络绎不绝，大家挤在一起，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南方都市报》4月2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4月27日)。

　　这样的事情、事态，无疑太让人感伤、痛苦、愤怒，而痛苦愤怒的显然不止是阜阳EV71病毒疫情及其所造成的严重伤亡后果本身，更是这背后，类似悲剧一再重演、教训总是不能被真正吸取的现实。

　　不能不想起4年前轰动一时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比较之下，该有多少触目惊心、令人愕然叹息的“雷同”之处？！——雷同的疫情隐瞒，雷同的病因误诊，雷同的谣言漫天，雷同的行政迟缓，甚至还有雷同的受害者——儿童、幼童。

　　4年过去了，旧创伤印痕犹在，新伤又至，曾经的惊悸尚宛如目前，眼下的阵痛却再次降临、发作，这该是怎样一种黯然怆神、扼腕痛惜的世事况味、人生境遇？为什么触手可及、历历在目的教训，我们却总不能吸取？

　　个中根由或许并不费解，那就是，我们业已熟知的既有教训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教训，至少它并没有成比例转化、兑现为肩负公共责任的行政者的责任，以4年前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当年不仅事情的曝光、查处，相当拖沓、极费周折，而且在真相完全大白之后，阜阳仍然发生恶劣的“哄骗国务院调查组”的假撤职事件。

　　如此看来，若要尽可能地消除阜阳儿童感染肠道病毒事件带来的恶劣影响，为公共卫生善后、重建背后备受摧折的公众信心，并使之不再成为今后“哀之而不鉴之”的雷同教训，那么，必不可少的前提只能是：不仅使该事件被彻查，而且使事件的责任得到穷究——从具体办事人到当事领导、从部门行业到地方主要长官，从道义到经济、从党纪到国法、从行政到法律的一切责任人的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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