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的2001年后，第5次走进这备受争议的二战神社。 昨天，对位于东京中心地九段下的靖国神社来说可是一个“大日子”。除了是举行秋季大祭奠的第一天外，它还迎来日相小泉一大早冒雨，在不打伞的情况下进行参拜。 在预定参拜时间的10点钟左右，小泉的公车缓缓靠近神社大门，跟随着他的是官邸秘书及随身保镖。 与过去4次的参拜不同的是，小泉这一次并没有在可避开大众目光的侧门和迎接官员的专门入口走到大殿内堂。他走的是一般日本大众进行参拜的道路——先越过神社前面的“鸟居”（象征日本神社的建筑），再越过靖国神社的大门一直走到了神殿前。他也没有如以往一样在贵宾册上签名。 在警卫保安森严下，小泉纯一郎也如一般参拜者，在神殿前投入了许愿钱，合起双掌，进行了约1分钟的默祷。从走进神社到乘车离开，小泉这一趟参拜前后不到5分钟。他在参拜后并没有马上接受记者的采访，对于一些记者在他步入神社之前以及之后，喊问：“这是以首相身份参拜神社吗？”他也头不回的保持百分百的沉默。 对中韩不满表示不爽 小泉在傍晚回答记者时，对中国和韩国的不满和抗议表示不爽，认为外国政府不应干预个人信仰。 他反问说：“参拜是个人心意，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之后，重复他历来使用来希望中韩“消气”的谈话说：“参拜是为了对战殁者表示敬意，提倡和平。对亚洲，对日中、对日韩外交不会有改变。” 当有记者问在明年9月的任期中，是否还会参拜。小泉还是重复那句老话：“再作适当判断。” 日本大阪高等法院日前下了判决指出：“小泉首相的参拜违反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 日本媒体认为，他此次在参拜细节上一改往常，改变参拜方式，就是为了要演出“私人参拜”。 内阁秘书长细田博之在小泉纯一郎参拜后，回答记者时也特别强调：“这是私人参拜。” 小泉在2001之后，参拜神社就成为日本政界的外交课题。其过去的参拜日期如下：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 在解读小泉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参拜时，有分析者认为：“小泉为坚持一年一次参拜，选择了10月份，有着外交上的考虑。因为下月开始便连续有不少亚洲外交活动，如下月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等等。” 不过《产经新闻》却持着不同的看法。该报说：“首相完成了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告诉中国，以靖国神社作为历史牌已经不管用。” 日本国会议员 今天将组团参拜 另据报道，紧接小泉的参拜，日国会议员今天也将组团进行参拜。自民党有强硬派也这么分析：“在众议院内占大多数议席，显示日本国民支持首相的参拜。”在8月15日，神社内的参拜者也比以前多出8万人，将近20万人。这都促成了政界参拜的必然性。
参拜神社是中日关系“症结”
这篇题为《为何（中国）要抗议参拜靖国神社》的文章，清楚地告诉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的“症结”。他强调：“只有日本自行解除这一个症结，才可指望中日友好。” 王毅在文中指出：“小泉纯一郎的参拜破坏了中日双方自1972年建立邦交以来所曾做过的努力。对于日本领导人去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的反对立场是明确和一致的。中国抗议是因为甲级战犯是那场侵华战争中最大的魁首，也是战时（军国主义）的象征。” 对于日相小泉纯一郎在参拜后对外表示那是“私人参拜”，王毅在文中也给于反驳。他写道：“作为一国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参拜行动就是代表了国家的立场。说那是私人参拜，在国际社会是行不通的。再说，今年又是战后六十年，作为侵略国的日本，更有必要考虑到受害国民众的感受。” 与此同时，他在文中也驳斥了日本执政者近期纷纷以“参拜是内政”，“参拜是传统文化”的“狡辩”说法，并认为这是无法成立的。 他说：“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并非干预内政，涉及甲级战犯的问题是一个超越日本文化、内政的国际问题。必须注意的是，靖国神社就是阻挡中日友好的一个症结，唯有将症结打开，中日之间的政治障碍才可以摒除，首脑之间的往来，以及种种问题才可能获得解脱。” 在文章的最后，他呼吁：日本必须以本身以及东亚的利益为重，处理好有关的参拜问题。 日相小泉纯一郎前往祭祀二战战犯，“军国主义温床”之称的靖国神社进行了第5次参拜。其举止，让中国方面恼羞成怒。为表抗议，中国拒绝日本外长的访华行程。 昨天，启程前往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外长会议的日本新外长麻生太郎，据悉也还无法安排到与中国外长李肇星的会晤。 《日本经济新闻》昨天在分析目前的中日政治僵局时指出：中国方面对日相小泉纯一郎不守信用感到失望，要恢复中日政治交流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曾经担当过小泉内阁智囊的日本外交评论家冈本行夫则发文预测：中日要获得真正的友好，恐怕还需要10到20年时间。 今年是日本投降60周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多次警告，再赴靖国神社。不少海内外华人发出不惜再打一次抗日战争的感慨。拳拳赤子之心固然可嘉，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却不可长。所幸的是，目前中日关系的恶化尚不是地缘政治对抗的结果，而仅仅是它的前曲。 这个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否会演变为全方位的战略冲突，完全取决于中日双方能不能把那个刺耳，不和谐的前曲转化，过渡到较为悦耳的主题变奏。 中日关系的症结究竟何在？倘若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历史问题上，那么政治、外交的回旋余地太小，心胸也显得过于狭窄。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所谓“拜鬼”或“招魂”说是否合理？ 日本神道观念同中国不同 日本神道供奉多神，并不供奉祖先。进入神社中的灵魂乃是经过“净化”的中性的概念，既非冤魂，又非罪孽，何参拜、招魂之有？ 中国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魂、魄两部分，所以有魂上天，魄入地之说。在家祭祖，上坟招魂。日人无魂魄之分，但日人的灵魂亦在天地之间游弋，因而神社的功能是“安魂”而不是中国意义上的“招魂”。 中国人恨不得把东条英机铸成铜像，让他跪在那里，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这种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这并不符合东瀛神道的本义。因此，批评日本政治家“参拜”神社的一些说法后患无穷，很容易被日本普通老百姓理解为对神道文化的蓄意曲解。 中日关系恶化的利害有多大？不少人把中日关系的现状简单归结为大国兴衰的一个必然过程，这未免太咄咄逼人，不啻是在宣布日本的衰落。事实上，中日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它的改善乃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中国的周边政策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从南亚次大陆到东南亚，中国“以邻为友”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唯一令人担忧的是，东北亚的中日关系却江河日下，破坏了和平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 更有甚者，双方的批评调门已经发展到有点“以邻为壑”的味道，这并不符合中日两国的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取决于它能否在政治上平安地溶入国际社会。可以看到，欧盟对中国的崛起持积极态度，欢迎中国政体改革的软着陆。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目前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着陆是有妨碍的。
两个办法缓解中日关系 在亚洲，日本是唯一对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有积极牵制的国家，其作用是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因此，促使日本“一边倒”是不明智的政策。 中日关系如何缓解？本年初，笔者同老朋友、现任日本外务省国际事务发言人的千叶明君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通信对话。我当时提出两个缓解办法。 第一，立即成立官方的双边历史委员会，不让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有机可乘，随意利用未定论的历史事件达到政治目的。 空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足以解决问题。瑞士在十年前曾面临“纳粹黄金”问题，当时有些极端份子甚至把瑞士的战后经济繁荣归结于二战期间瑞士银行接受大量从犹太人那里搜刮来的黄金。后来瑞士政府成立了多边国际历史委员会，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彻底平息了这件事。 第二，中日双方都必须在神社问题上谨慎从事。中方应当停止不顾及日本文化传统的批评，而日方则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选择另一个神社表达同样的心情，或建立一个正式的“国家神社”。 任何政治化的历史和历史化的政治，都会牵扯到民族情感，所以必须把神社问题从动态的现实政治中剥离出来。通信在伦敦发表之后，得到国际上的踊跃反应。西班牙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司长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他曾在东京服务过四年，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不如阅读这篇通信文章来得深刻。 千叶君基本上赞成我的提议，但在一点上他与我有分歧：他认为日本在东西文化之间“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中国仍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悖论中挣扎。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以为，日本的“自身定位”远远没有结束，而张之洞的悖论正是中国在21世纪全球化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出发点。既不能全盘西化，又不能闭关自守。 中日在很多方面固然有分歧，但和平友好的愿望是共同的。令我们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的中日关系竟然看上去有点像20世纪初的英德对抗关系。实际利益冲突并不明显，但双方的信任度已大大降低。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化的关系，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小泉再不醒悟，必然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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